法律如何处理在合法情况下谋杀一个人?我想,这是一个伪命题。谋杀即违法,违法自然有法律制裁,毫无讨论必要。

我以为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法律应该如何保护在合乎情理的情况下谋杀一个人;或者说,法律如何惩戒那些有罪恶却处于法律空白边缘的人。

忘不了英国作家阿加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哈伯德太太用震人心弦的声音说出“社会已经宣判过他死刑,我们只不过是执行判决而已!”面对金钱贿赂而免于一死的杀人犯,快车上的12个人选择对逃脱法律惩戒的罪人进行一次秘密审判——一场动用私刑的东方快车谋杀。

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里,如果那个屡次骚扰前夫在最开始就得到法律强迫的约束,后面会不会就不会有悲剧发生了,当悲剧已经发生后,我们的法律又是否可以适当的保护处于弱势的可怜人?这本小说里并没有给出答案,靖子母女、石神先生等待着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惩罚。

我们的法律可以做到的是,对有钱的犯罪者和未成年犯罪者一视同仁,对潜在的施暴者有彻底的惩罚手段,给出最严密最理性的条款。

而法律之外,当情理与法理不能两全时,我们是否能够拿出最多样的制度去处理不同的情况,让悲剧停止在发生的那一刻。就算不能像波洛侦探一样,装作不知谋杀事实,也可以面对陪审团,给靖子、石神一个辩驳的机会。我想,这就是最大的恩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