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诞生了《山花》,走出了路遥、史铁生,这儿是——

黄土高原上的“作家县”

光明日报记者 崔兴毅 肖人夫

前不久,在庆祝新我国建立70周年暨留念路遥诞辰7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钱远刚厚意说道,恰逢新我国建立70周年,思念追思路遥,是为了宏扬陕西优异的文学传统,建构陕西文学的精力谱系,重申文学的现实主义正途及年代使命。

在路遥心中,延川县便是他的故土和故土。他曾说:“我是在延川长大的,在延川生长起来的。所以对延川的爱情最深。”作为《山花》杂志创始人之一,路遥十分认同《山花》对他的效果。在《山花》创刊10周年之际,路遥写下《十年》抒情他的爱情:“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了一个人的日子路途。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好像一封家书,每一个字都是亲热的,让我感之不尽,思之不尽……”

深重的情感离不开过往的阅历。《山花》创刊之初的几年,以文学名义发行的报刊并不多,即使是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或许一些仍然以文艺为名的刊物,也多以标语或标语式著作为主。“但在延川这块奇特的土地上,却冒出了《山花》,不得不让人轰动!”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原主席李若冰如此慨叹。

尽管是县级文艺小报,但《山花》却是当地重要的“文学苗圃”,先后培养了三代20多位作家,延川也成了当之无愧的“作家县”——从兴办者、诗人曹谷溪,到蜚声中外的作家路遥,再到知青作家史铁生、陶正,还有更多后起之秀,如闻频、海波、远村等,他们活泼在我国文坛,被称为“山花作家群”。关于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县城来说,这称得上是一个奇观。

1982年,在留念《山花》创刊十周年会上,曹谷溪(左二)、路遥(右一)、陶正(右二)、白军民(左一)合影。

1.破土于早春寒月的精力食粮

其时的陕北,好像路遥在《普通的国际》中写到的,“春天的路途仍然充溢泥泞”。这也是《山花》诞生的布景。

“山花”是陕北区域山丹丹花的别称。在那个特别的年代,一群由于酷爱而不知惧怕的文学青年,在黄河畔的山谷里,兴办了一份油印的文学小报。这些元气淋漓的陕北后生,在黄土高原粗暴豪放性情的生养下,一直抱着“与命运反抗、把光景过好”的人生信仰。他们用悉数发明热心和生命热心,浇灌着这颗文学种子,使之生根发芽,敞开开来。

20世纪70年代,清华附中的学生陶正,悄悄带着油印机来到延川插队,在当地一个小山村里办起了报纸。这张小报不只讨论了我国的农人问题,还摘编了俄罗斯民歌等文学内容,这引起了时任延川县通讯组组长曹谷溪的留意。

1998年7月1日的复刊号

一直以来,曹谷溪就和县里的“文人”来往甚多,见到陶正后,更是被小伙子身上的热心、坦率以及远大抱负所轰动。曹谷溪心想,北京知青敢背着油印机在陕北乡村办报纸,为什么咱们不敢?

其时,一本《延安儿女酷爱毛主席》的诗集引起了曹谷溪的留意,“咱们也编本诗集,也干它一场”。所以,曹谷溪、白军民、闻频、陶正、路遥等人合编了一本诗集,并印成油印小册子,此诗集后改名为《延安山花》,开端内部发行。

在延川县领导的支持下,曹谷溪、路遥一班人将诗集《延安山花》扩编为16开4版、铅字印刷的活页县级文艺小报,并更名为《山花》正式出书。第一期便宣布了修正路遥的诗篇《我老汉走着就想跑》。曹谷溪介绍,路遥起先宣布著作时,还很天真,曹谷溪告知他:“你能超越我。”路遥开始的诗篇均刊于《山花》,他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伏胜红旗》《柱石》等,也相同首先在《山花》上刊发后才引起外界的留意,并被选入省级文艺刊物。史铁生在路遥去世后撰文回想道:“后来我在《山花》见了他(路遥)的著作,暗自赞赏……我从小喜爱诗、文,便十分仰慕他。”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普通的国际》时说:“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分,还只写诗篇,不写小说。”

2015年7月,《山花》兴办人曹谷溪、作家刘凤珍与修正部作业人员在一起讨论办刊思路。

在其时,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注重。《陕西日报》注销调查报告《“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点名表彰了返乡知识青年路遥:“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发明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发明诗篇五十余首,其中有六首在报刊上宣布。据不彻底统计,全县一年来共发明诗篇两千余首。这些革新诗篇,运用黑板报、墙头诗、诗传单、唱秧歌、朗诵会等各种形式直接与广阔大众碰头,有力地协作了革新运动。”

“《山花》虽带有显着的年代痕迹,但却是延川这块文学厚土上长时刻积储的文学心情的总迸发,是"巨大的革新抱负"与陕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义品质相结合的产品。”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表明,《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这儿的青年正是经过“信天游”的方法来抒志咏怀,体现“崇高的革新抱负”。曹谷溪曾说:“《山花》绽开在整个我国大地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

2.世上还有一种叫写作的“营生”

在那个年代,年青人既不能经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呈现让延川青年知道了世上还有一种叫写作的“营生”。

《延安山花》封面

时为中学教师的闻频,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在延川,文明程度算是佼佼者。后来他在一篇回想文章中说到自己的第一首诗《大娘的话》,便是兴办初期曹谷溪告知的“使命”。著作经《山花》宣布后被公民文学出书社出书的诗集录入,又被编入上海市中学语文讲义。闻频说:“今日看来,它毕竟是年代的产品,但对一个身居陕北偏僻山区的年青人来说,其振作和鼓动可想而知。”

出名乡里的“伞头”(秧歌队领头)海波,13岁停学,与路遥是儿时密友、小学同学,也是《山花》兴办者之一白军民的学生,当他拿着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词递到《山花》时,曹谷溪不敢容易接收。怎么办?改!“业余作者水平差,有些著作都是修正硬改出来的。”一次,曹谷溪在公共场所讲道,现在被公以为最有期望的文学青年海波,其时水平差得不幸,在《山花》上宣布的第一首诗篇简直便是几个修正“做”出来的,“尽管这样,但咱们很高兴。”

海波说,《山花》经过这些案例为乡村青年指出一条路:尽力发明,前途无量。后来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时刻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拥而至。

诗人觅程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一员,他曾是延川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一个十分贫穷的青年农人,写诗没有稿纸,就在过期的日历反面写,时刻一长,他将写诗的日历揉成了一个个纸球。曹谷溪从这些纸球中抄出了他慷慨激昂的诗句,经细心修正,宣布在《山花》上。激动不已的觅程也由此坚定地走上了文学路途。

留念《山花》创刊十周年的特刊

《山花》编委在《山花》第一册合订本所作的阐明中指出,“这一朵小小的花儿,生在公民大众的土壤里,淋沐着党的雨露阳光,正像她年青的园丁相同,充溢了活力,充溢了期望。”这正构成了后来《山花》刊发之著作的基本特征。“相较于彼时同类诗作的标语、标语性质,《山花》所收著作因吸收陕北民歌的表达方法,而有较多日子气味,且不乏艺术的神韵。”在我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杨辉看来,《山花》之所以可以发生如此影响,除照应年代潮流的显在原因外,一直扎根泥土是其底子地点。

史铁生中篇小说《插队的故事》,经过如歌的叙说,回想了他当年在延川插队的故事,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陶正的关于陕北插队体裁的《女子们》系列中篇小说、本地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说《农人儿子》相同取得好评;从前的“县中队兵士”荆竹成为宁夏区域重要的文艺谈论人才;诗人闻频诗篇一再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露脸;而当年《山花》的发起者与组织者诗人曹谷溪,不只推出了诗集力作《我的陕北》,并且其报告文学《陕北父老》也走向全国;散文作家史小溪、浏阳河的散文著作也把浓郁的陕北气味带到全国。

《山花》越办越火,县邮电所发现,《山花》修正部成了全县来往信函最多的客户。据统计,《山花》累计发行到达28.8万册,连香港三联书店也有印刷发行记载。

贾平凹曾称,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谷在《山花》上宣布了处女作,“还很是妒忌了一阵子”。路遥后来回想道:“今日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宣布过他们开始的著作,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刻,咱们地点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发明为全国所注目,简直成了个"典型"。”

3.黄土高原迎来了一批北京知青

《山花》可以长开不败,绝非偶尔。20世纪70年代,2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川插队,他们带来的城市文明,给黄土地注入了一种新的文明因子,也再次点着了延川人的文艺热心。

“来自北京的知青在这块黄土地里找到了与北京彻底不同的生计方法,逼真地感触到了黄土高原上滋润着的人情味儿,以及这种生计方法中所潜在的民族精力和文明传统。”陕西省文艺谈论家协会主席李震告知记者,这些本该在城市或许校园里敞开的文学之花,纷繁在乡野里敞开了。他们或作为《山花》的编者,或作为《山花》的作者,或作为《山花》的读者。而北京知青的到来,也给当地的回乡知青带来了黄土地之外的文明气味,带来了城市青年的日子方法,带来了人生抱负的新的参照系。

“陕北不大产虚伪,虚伪之作算不得真实的文学。我的文学发明的起点,应该是在陕北延川县清平川的一个小山庄里。”陶正在回想中谈到,来到延川县插队时,他肩上扛着油印机,背上背着蜡版,农闲时刻,就忙着写诗抒情,宣扬革新抱负。“咱们自己修正、自己刻版、自己插图、自己油印,也把自己的著作塞进去,辛苦而高兴,热心而傲慢。”陶正其时最有名的诗篇,便是与著名作家高红十协作的长诗《抱负之歌》。

著名诗人梅绍静,当年是延安无线电厂的工人,她当年投给《山花》的第一首诗,被曹谷溪修正得只剩下几句原诗。她的第一本诗集——信天游体诗篇《兰珍子》由曹谷溪引荐到陕西公民出书社出书。在曹谷溪看来:“经过办《山花》我认识到对新人的扶持是最有含义的作业。”梅绍静逐步锋芒毕露,诗集《她便是那个梅》获全国第三届优异新诗集奖,《唢呐声声》《只要山风才为玉米叶子歌唱》等一大批著作以现代人的感知方法和诗性的言说方法,改写了李季、贺敬之等老一代诗人的信天游体写作传统,在80年代诗坛构成广泛影响。

而延川当地的文学青年路遥也在长时刻求索与怅惘之时,在北京知青身上领会一种新的东西。据海波介绍,路遥不止一次提示他,“要多和北京知青触摸,这些人看问题准,表达能力强,像用手指捅窗户纸,一下一个窟窿。”闻频在回想文章中说,“路遥平常话不多,不爱与人来往。但他爱和北京知青来往,可以说,是这帮知青打开了这个陕北后生的思路,把他的视界从这片黄土高坡,导向全国,导向国际,导向了社会的高层次。”

《山花》下一任主编曹建标回想,其时给《山花》投稿的作者远不止延川县境内的知青,还有更多延安、陕西甚至全国的作家,其中有多位后来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和诗人。“我宣布处女作的《山花》正是它最火的时分。"发明组"现已是延川县特有的一个文明单位。后来我翻看这一时期的《山花》稿件档案,随意写几个曾给《山花》投稿的作家姓名,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贾平凹、梅绍静、叶延滨、蔡其矫、史铁生等人。”曹建标说。

除了发明成果最为典型的路遥,陶正凭仗短篇小说《逍遥之乐》取得全国优异短篇小说奖。史铁生以插队体裁的短篇小说《我的悠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接连两年取得全国优异短篇小说奖,“1983年全国获奖的20位作者中,竟有两位曾是延川插队的知青。”梁向阳说,“他们把延川视为"第二故土"。”

“尽管十分粗陋,也没有揭露的发行证号,但《山花》的文学身份以及它对来自北京和当地的两股文学青年的聚合含义,使它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标识。”在李震看来,“山花群”尽管日子在山谷里,却在心里呐喊着,“我是生命,我是艺术”,他们中的优异者,简直都有一段带血的日子体会。

4.“山花作家群”的“效应魅力”

“延川的几代《山花》作者,都是把根须深扎在大地之上的抱负具有者,他们叙述大众身边的故事,反映大众的喜怒哀乐,用接了地气的、沾满露水的鲜活著作建构了一个个意趣盎然的艺术国际。”梁向阳表明,像路遥这位从《山花》上扎根成苗的作者,就分外懂得爱惜这种传统。

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致辞:“咱们的职责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一心一意全力满意广阔公民大众的精力需求……公民是咱们的母亲,日子是艺术的源泉。公民日子的大树万古长存,咱们歇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这也正是“山花作家群”的一起心声。

几年前,从教师岗调到《山花》杂志社作业的高君琴觉得自己十分走运。她告知记者,《山花》在当地的影响力以及内容的靠近性,让每次出刊都成了“洛阳纸贵”,除了面向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大专院校、图书馆的赠阅外,“几千册分发下去,往往"一书难求"。”高君琴说,她的微信朋友圈曾盛传一张相片,一名清洁工人歇息时,坐在路旁边仔细阅览《山花》。

在河北开过书店,在北京当过“北漂”的高进,现在尽管在加油站作业,但心里更想“安静的写作”。当自己的诗篇在《山花》上宣布,他捧着那本自带墨香的《山花》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只要看到自己的诗刊发出来,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是那么需求被认可。”高进说。

“公民的刊物公民办,公民办的刊物公民看。《山花》一直在饯别这样一个理念。”我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以为,《山花》给其他地方性文学期刊树立了典范,“《山花》葆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者建立渠道,抒情声响。文学以自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酷爱它的人们团结成一个全体。”《山花》杂志社社长张北雄介绍道,杂志中“山花绚丽”的栏目首要便是开掘当地作者的原创板块,现在现已构成以延川为主的50多人发明团队,“有村干部、教师,也有务工者、农人,不少娃娃都十分有才华”。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群别离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登上文坛。诗人远村被评为“全国十佳诗人”;倪泓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接连剧……

经过近50年风雨进程,《山花》现在是一本县级文艺双月刊,持续承担着培养文艺新苗的效果。“山花作家群”的成功,对当地文明也发生了带动效应。

“延川山花”现象由文学辐射到整个文学艺术层面,涌现出一大批美术、拍摄、戏曲以及民间艺术等方面的优异人才。20世纪80年代初,延川的民间艺术家冯山云,经过自己的悉心收拾,发明出了一种新式的民间艺术“布堆画”,把民间广为流传的布头剪贴的装饰品,送上了艺术的大雅之堂;民间剪纸家高凤莲别出心裁的民间剪纸,饮誉海内外,她也成为文明部命名的“剪纸艺术大师”;拍摄家黑明,发明出记载北京知青在延日子的写实拍摄集《走过芳华》,引起轰动;二曹的喜剧小品,经过标志、变形的方法,体现陕北人的生计状况等,引起很大反应。

“文艺鼓励人心的效果益发突显,咱们既要注重国家层面的庞大文艺,也要注重与大众日子休戚相关的大众文艺。"延川山花"这种接了地气、心向天空的文艺现象,的确给年代供给了许多启示。”梁向阳说。

"山花现象"便是作家扎根公民,从公民中罗致力气的例子。”我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关于公民的信仰,关于咱们土地的信仰,深深地扎根在这代人身上。他们一方面是心胸国际的,饱含着对国际、对人类的全体性关心和职责。一起,他们也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我国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们身上,顷刻不忘对祖国、对公民、对父老乡亲的职责。”

(本文图片均由延川山花杂志社供给)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0日 07版)

作者:2019年08月10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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